蔡元培与北大精神3

    尽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种多样，而且涉及校园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没有一条政策的影响力比得上他那奉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学精神，那就是开明的头脑，求知的诚意，以及批判的思维。这精神可以用“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来概括。蔡元培的哲学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特质，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不会去遏止其他声音，而会去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究，从而丰富自己的资源。蔡元培对这种取向的强烈信念与他对理学正宗的憎恶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后的数十年间，在理学的薰陶下长大的，因此认为僵化的理学正宗是造成中国百年来陷于列强围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无疑问，他在德、法大学校园内所度过的岁月，特别是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哲学，对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过很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身深厚的中国古史知识，以及他从百家争鸣时代之中获得的学术活力。在其思想核心处，蔡元培深以为国家干预国民的学习生活是错误的，把对理念的思考和讨论定为政治罪也是错误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学术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这种与官方文化紧密联系的机构，已导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滞，妨碍国民进步。为确保政府不干涉校务，蔡元培在北大掌舵之后即制定一套学术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欧洲时考察过的一些大学，建立大学评议会，成员由同事互选，并在各系开设教授会。这些体制负责起北大最重要的决策，维护知识分子自理的权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扰和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左右。
    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学是特区，相信知识分子领导社会责无旁贷，相信所有思想都应受到尊重并得到表达的机会——指引着蔡元培动手改革北大。蔡元培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显例见于他的招聘政策。一个教授只要才能出众，蔡元培就愿意雇用，并不取决于政治或经验的测试。一个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赞成某家学说或年届几许，只要学有所长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陈独秀，又有辜鸿铭，既有钱玄同，也有黄侃。用人而容许这样不同的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存，可见蔡元培胸襟广阔。这意味着他不把真理定于一尊，而且明白，两个持相反的观点的人，在教学上都能使学生有所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