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大精神5

    虽然蔡元培过去从未对政治积极性与学习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但他显然相信二者之间应泾渭分明，而学生的爱国热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却认为，蔡元培就任校长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向北大全体学生传递着复杂的信息。通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社会上担当领导角色，蔡元培实际上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铺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后期，确实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行使权力，而又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一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政治斗争只会干扰学校贯彻其学术研究的宗旨。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长一职，是因为他知道，这所最高学府会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讲坛去影响国事。然而，他没有预见到其他人也同样会看中北大这一位置所能产生的威力，而利用它来别有所图。蔡元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文化来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可以尽量避免，这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形势都很危急，难怪北大的学生不满足于闭门造车，空谈救国，也难怪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教育与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参与政治，而蔡元培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丧；二十年代各路军阀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他不满。实际上，整个二十年代，他与北京显然聚少离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时间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离京，一去不返。虽然直到一九二七年，他都是名义上的校长，但其实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蒋梦麟在北大主持日常校务。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的：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蔡元培这样写无疑是过谦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使之与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看齐。

    他当然知道，比起从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变成生机勃发、充满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认识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级研究中心的计划，在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下遭到了挫败。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这是蔡元培深感遗憾的。

    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培正是这样提醒学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大。他写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备受注目，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的惟一国立大学；北大不能永远安于吃老本，而应努力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这才是造福社会的最佳途径。

    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没能达到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