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大精神4

    蔡元培相信，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对照，学生既会在学术上增强信心，也可获得知识。在这种信念支持下，蔡校长很尊重学生的辨识能力，同时他也懂得，学生要在学术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学术的挑战。蔡元培就像父亲一样，既悉心引导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剥夺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犯错的自由。他鼓励北大学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实际行动中，蔡校长大力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五四运动前后年间，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例如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静坐会、哲学研究会等等。
    当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所有师生的陋习。即使在他到任之后，许多师生依旧寻欢作乐，赌博、嫖妓、旷课——这些使北大的声誉在辛亥革命后最初几年严重受损的行为仍在持续。这只要翻翻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便可一目了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营造一种开明、活跃的学术氛围，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于北大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生活之中。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是全国最生气勃勃的机构，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参与感，以及相信中国青年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信念，对一个从来都是厚古
薄今、重传统轻革新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革命。从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蔡元培把北大惊人的能量释放出来，宛如在一潭死水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

    不难想象，蔡元培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培育的新气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的反对。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支持新的思维方法或新的文化权威。一九一九年冬，面对林纾等守旧分子以及与安福系结盟的政治反动派的攻击，蔡元培义正辞严地维护了北大的各种革新实验。他的带头作用也激励了其他人站出来拥护学术开放。蔡元培来北大前已认识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独立的权力根源，因此他敢于直面对他本人及其学校的恫吓。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么的政治化。这并不是说蔡元培想挑起类似一九一九年那种与军阀政府的对抗。事实上，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